今年的全国“两会”上，自贸试验成为代表委员关注的热点。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上海代表团审议时提出，希望上海坚持以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为突破口，全力深化改革攻坚，使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百尺竿头、更进一步。

　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，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的核心任务是制度创新。要深化完善基本体系，突破瓶颈、疏通堵点、激活全盘，聚焦商事制度、贸易监管制度、金融开放创新制度、事中事后监管制度等，率先形成法治化、国际化、便利化的营商环境，加快形成公平、统一、高效的市场环境。

　　今年9月，上海自贸试验就迎来三年的时间节点。在这一改革的关键时刻，上海将如何围绕总书记要求，实现“百尺竿头、更进一步”？ 

　　3月20日在上海举行的中国宏观经济论坛上，全国政协常委、上海市政协副主席周汉民在接受解放日报、上海观察记者专访时表示，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上海自贸区建设的要求与期待，首先需要加快自贸试验成果、经验在上海全部落地、复制推广，同时上海自贸区必须要成为新一轮国际贸易谈判的压力测试场。 

　　上海自贸试验三周年临近，周汉民指出，上海自贸区需要开始进行全面、充分的总结。 

　　“有人在总结时始终关心自贸区来了多少企业，但其实上海自贸区总结的不是这个问题，不仅仅是新设了多少企业，不仅仅是推动了上海GDP多少增长，而是上海自贸区的体制机制和法治上有什么进步，能起到什么样的表率作用。” 周汉民说。 

　　负面清单是始于上海自贸区的我国外商投资管理制度重大创新。 “我认为，负面清单是上海自贸区一步又一步走向成熟的标志之一，因此在三份负面清单的基础上，非常期待国务院今年会推出2016年度的自贸区负面清单。”周汉民说。 

　　2013年9月周汉民参加了上海自贸区第一份负面清单的审议，看到包含190条内容的清单，他感到心头一振。“虽然有舆论认为190条还是太长，但中国有一个地方以负面清单管理外商投资，那是开了先河。” 

　　对于2014年版上海自贸区负面清单从190条减到139条，周汉民认为，这个减法，不仅仅是数量上的减少。“在此前的国际贸易谈判中，对负面清单的焦点讨论集中在每一条内容的描述上。”周汉民介绍，外方提出每条内容应该更实际、不能过于抽象和原则，“要钉是钉，卯是卯，要容易实施、执行。” 

　　这一转变的难度远远超过比数量减少。不过在第二份负面清单中，50项相对抽象、原则的规定，有30项被删去;另有14条早已约定俗成、不论内外资企业都不允许从事的内容，因为没有必要再列入负面清单，也被删去。 

　　“去年国家进行顶层设计，国务院又将139条的负面清单减少到122条，今年，2016年版的负面清单是一个更大的考验。” 

　　周汉民认为，除了进一步研究缩减长度、调整内容之外，更重要的是要探索将负面清单管理，从管理体制上升到法理体制的高度，要使负面清单管理法制化，要使“法无禁止皆可为”的理念真正落地。 

　　周汉民认为，从负面清单的案例，可以看到上海自贸试验最需要总结的是体制机制和法制上的创新。除了负面清单管理，还有服务业开放、贸易便利化、金融体制改革等方面的开放和改革举措值得总结。更需要指出的是，2014年8月1日生效的《上海自贸区条例》更值得关注。 

　　“自贸区到了立法的时候。”周汉民认为，这部条例是上海自贸区的核心，是开放度最大、改革决心最大的条例，可以上升为国家立法的基础。